冯其庸:不灭求学求真之心

来源:文汇报已有人浏览发布时间:2012-12-05 13: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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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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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无锡的冯其庸学术馆将于12月9日开馆。

对于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来说,今年是格外忙碌而又令人喜悦的一年。年初,汇聚了先生一生学术精华的1700万字、35卷册的《瓜饭楼丛稿》付梓出版,煌煌巨著,厚重博雅;5月,规模宏大的“冯其庸九十诗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诗文与书画共美,花卉与山水竞秀;十月国庆,先生荣膺首次颁发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荣誉是表彰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

 而此时此刻,家乡无锡为冯先生筹备了3年之久的“冯其庸学术馆”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12月9日,这个收藏着冯先生最为珍贵的手稿、书画、文物的学术馆将与世人见面。

 冯其庸学术馆的5个展厅被命名为“稻乡家世”、“艰难学程”、“翰墨余香”、“瀚海孤征”、“佛缘遗迹”,代表着先生的成长历程、学术成就、书法绘画、西部文化摄影,以及古代石刻收藏。

 冯其庸先生素以红学研究扬名于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因为先生不仅潜心于学问,而且寄情于诗书,结缘于翰墨,放旅于天下,任持自性,不拘一格。花甲之年后,历时20年,十进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穿越罗布泊,抵达海拔4900米的红其拉甫和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实地考订玄奘取经东归路线;古稀之年后,三度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冯其庸画展”,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耄耋之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创办“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大国学”概念,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视野。

在即将启程回无锡为学术馆揭幕前夕,冯先生抽出了两个上午的时间,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之路。

求道之路,腹有书诗气自馥

冯其庸先生搬到北京通州张家湾的小院已经16年了,院中先生当年手植的一棵一人高的海棠,如今已是亭亭如盖。“瓜饭楼”,乃先生晚年住所的雅号,是为记住曾经以瓜代饭的苦难岁月。在冯老的家中还真的看到了桌上地上摆着的大南瓜,和墙上“瓜饭楼”三个朴朴实实的大字相映成趣,那是刘海粟先生94岁时所书。

90岁的冯其庸先生,虽然步履不似从前那么矫健,但是精神依然十分矍铄,像年轻时一样,每天仍然工作到深夜。冯先生的夫人夏菉涓先生告诉我,80岁以后,即便在病中,即便在深夜一两点钟,冯先生只要想到什么学术上的问题,也会披衣下床查书、查资料。

采访冯先生这两天,北京响晴,温暖的阳光照进屋里,一并将窗外海棠和松树摇曳的枝影洒进屋里,洒在冯其庸先生精神饱满的脸上,夏先生为我们各泡了一杯清茶,伴着阳光和茶香,冯先生回忆起自己的读书与治学之路,娓娓道来。

冯其庸先生出生在江苏无锡北乡前洲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的小学、中学,读读停停,靠的是一边种地,一边刻苦自学,期间,又经历了八年抗战,饱尝黍离之悲。“那时我的读书环境,就是种地、放羊、躲日本鬼子。”冯老回忆道。小学5年级失学后,在战乱的苦难中,他醉心于读书、写字和画画,在种地之余,沉醉其中。没钱买书,他东借西借,不论小说戏曲,唐诗宋词,或论、孟、左、史,只要能借到他就如饥似渴地读,“天天读到深夜,早晨下田地前也要读,从地里回来,泥腿没洗净就进屋看书”,冯先生忆道。如此3年自学下来,他竟读了许多书,有的甚至能背诵,“《浮生六记》对我后来写文章影响很深,它的文笔太漂亮了,还有晚明小品,张岱《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瑯嬛文集》,史震林《西青散记》、《西青笔记》、《华阳散稿》,我的文章力求清通、潇洒,就是受晚明小品的影响。”

冯老还回忆,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他被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感动,这精神不知不觉在他年少的心里种下了求学求真的种子。

冯老的记忆力十分惊人,提起儿时读过的书时,能立即出口成诵,在谈及早年的良师益友时,更是记忆犹新。他忆起20岁那年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时,拜识了山水画家诸健秋,诸先生特许他入画室观其作画,还说“看就是学”,自此,冯其庸在诸先生画室观摩半年,由此略知山水画之门径。他的两位国文老师,诗人顾钦伯和词人张潮象都赏识他的文才,当他们与诸健秋一起组织“湖山诗社”,便邀冯其庸作诗,于是他写下生平第一首诗:“东林剩有草纵横,海内何人续旧盟。今日湖山重结社,振兴绝学仗先生。”张先生看后,批语“清快,有诗才”。诸先生则以所画扇面赠之。在无锡工专他仅读了一年,即因贫失学,但是这一年却是他在诗词和绘画上启蒙的一年。

1946年春,他考入无锡国专,冯先生说,在无锡国专读书的3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他得遇许多名师指点,为他奠定了走上学问道路的基础。周谷城讲授中国通史,童书业讲授秦汉史,蔡尚思讲授中国思想史,朱东润讲《史记》、《杜诗》,刘诗荪讲《红楼梦》,冯振心讲授文字学等,使他眼界胸襟大开。一次,学校请来钱穆先生讲座,钱先生讲到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就钻牛角尖。“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以后治学就力图照着去做。”冯先生道。

正是在无锡国专期间,冯先生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多年后他主编的《历代文选》广为人知,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童年和青年的经历,是一个人生命之树的根基,不论日后长得多高,延伸得多远,那颗深埋的种子是生命的发端与源头,文学、诗词、书法、绘画、西域研究,这些年少时即埋在冯其庸心里的志向,就像一颗颗种子,在经年不断的勤奋耕耘后,最终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954年,在无锡第一女中任教的冯其庸,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国文教师,离开了家乡无锡,来到北京,开始了真正的学术之路。

潜心红学,平生可许是知音

1700万字、35卷册的冯其庸文集《瓜饭楼丛稿》今年1月正式出版,煌煌巨著,厚重博雅,汇聚了先生一生的学术精华,其内容包括《冯其庸文集》、《冯其庸评批集》和《冯其庸辑校集》三大部分。在为丛稿所撰总序中,冯其庸先生用很大篇幅回顾了与红学数十年的不解之缘。

回忆起研究《红楼梦》的过程,冯先生说,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运动中,他已经认真研读《红楼梦》了。“文革”时,冯其庸遭到批判,他钟爱的《红楼梦》也被抄家抄走了,还当作黄色书籍公开展览,他担忧这部巨著将遭致毁灭,于是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那时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却使他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理解。抄完之日,他掷笔徘徊,百感交集,吟成小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这部珍贵的手抄稿,也将在冯其庸学术馆与世人见面。

1975年,冯其庸被借调到文化部《红楼梦》校订组,担任《红楼梦》校订组的副组长,负责领导校注工作,从那时起,他正式投入《红楼梦》的研究,一搞就是40年。算上50年代的泛读,60年代的抄写,冯其庸与《红楼梦》结缘,如今已将近一个甲子。

冯先生研究《红楼梦》是从研究曹雪芹家世入手,他坚持文献研究与地面调查、地下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曹雪芹的家世在这三方面都有丰富而可信的第一手史料,特别是他发现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对它进行了长时间调查和考证,找到了大批有关曹家的早期信史,从而对曹雪芹的祖籍得出了确凿无疑的结论——辽宁的辽阳。冯先生为这一发现所写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至今已增订了四版。

“校注《红楼梦》很不容易,因为早期抄本很多,以哪个本子为底本成了最大的问题”,冯先生回忆,当时他主张用庚辰本,但其他人不同意,于是为了证明庚辰本的可靠性,他展开了对《石头记》抄本的研究。

在对早期抄本的研究中,最令他兴奋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他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这一结论,是有《怡亲王府藏书书目》原件上同样的避讳来确证的,而这部沾有两代怡亲王手泽的《怡府书目》上,还有鲜红的“怡亲王宝”、“讷斋珍赏”等印章,更是不可动摇的确证。同时,这一确证也间接证明了己卯本留下了曹雪芹《石头记》原本的款式,大大增加了己卯本《石头记》的珍贵性。

因此,己卯本是怡府抄本的发现,揭开了《红楼梦》抄本研究上崭新的一页,开创了《红楼梦》抄本研究的一个新天地、新路径。

随后,冯其庸先生在仔细研究庚辰本《石头记》时,又有了意外发现,这就是发现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庚辰本的行款等等都与己卯本一模一样,连己卯本的空行、衍文、错别字等,庚辰本都与之相同。在七十八回,还留下了一个避讳的‘祥’字,与己卯本的避讳一模一样。”冯先生语气中难掩这一发现带给他的兴奋。由于庚辰本的款式与己卯本完全一样,所以己卯本丢失的部分,可以从庚辰本看到它的原样,这样,己、庚两本便成为《红楼梦》早期抄本的一对拱璧,从这两个抄本,能依稀看到曹雪芹当年原稿的样子,这也是《石头记》抄本研究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1977年6月,冯先生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论庚辰本》,在书中他总结性地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巧的是,这番话恰好是写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一年,与中央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吻合。因此《论庚辰本》的意义不仅是版本研究的意义,更具有思想上的意义。

《论庚辰本》写好后,被香港《大公报》连载2个月,引起海内外红学界极大反响。由此,过去并不被重视的庚辰本被广泛认可,并被确定为校注《红楼梦》的底本,校注《红楼梦》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瓜饭楼丛稿》中,冯先生还将自己对甲戌本的研究定名为《瓜饭楼手批甲戌本<石头记>》,对己卯本和庚辰本也都做了手批,并在《瓜饭楼丛稿》中影印出版,将对俄藏本、甲辰本、程甲本等的研究成果收入《漱石集》。

除此之外,冯老还做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与季稚跃先生合作,历时十余年,把已发现的多达13种版本脂砚斋评本全面地汇集在一起,将各本竖行排列逐字逐句对校,并汇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部分),于2009年完成了共计30卷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用排列的校法,同一句子这个本子这样,那个本子那样,怎么慢慢变化的,逐一排列。所以你要看13种早期抄本字句的变化,就一清二楚了。”冯先生道。这一基础性工作,使学术界有了一个红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与此同时,冯先生花了5年时间,融合了曹雪芹家世研究、《石头记》抄本研究、红楼思想研究、人物研究、艺术研究的全部成果,并吸收评点派的精华和其他红学研究家的成果,写成《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这可以说是冯先生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也是他40年研究《红楼梦》的心血所聚。

李希凡先生说:“从其庸红学著作中看出,他是在文本、文献、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这是现代红学最有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正像冯先生赠友人的一首诗:“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深。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平生可许是知音”一语,也正是冯先生倾心四十载钻研《红楼梦》的精神写照。

实证求真,看尽龟兹十万峰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中国的西域,外国人在100多年间做了那么多工作……”叹惋之余,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求得更多的发现。

由《西游记》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而《大唐西域记》,玄奘西天取经的形象在他少年时代的求学历程中成为不灭的明灯,而他后来锲而不舍的奋斗经历,也无不打上了玄奘“诚重劳轻,求深愿达”的精神印记。

冯其庸先生做学问讲究“三到”: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冯其庸先生一有机会就到全国各地游历,自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先生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壮举,实地踏看了玄奘取经在中国境内西行和东归的全部路线,拍了近万幅照片。

他曾有诗云:“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1998年8月,冯其庸先生第七次到新疆,再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找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第一次被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存疑了1000多年的问题豁然开朗。

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先生道:“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付出!”

2005年8月15日,冯其庸先生以83岁高龄第三次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这一年9月26日,他由米兰进入罗布泊,到达楼兰,又经龙城、白龙堆、三垄沙,入玉门关到敦煌,在大沙漠死亡之海里停留17天,终于确证了玄奘取经东归的最后路段。

冯其庸先生还用镜头和画笔记录了自己对西域的情感。在他的摄影集《瀚海劫尘》中,丝绸之路展示出多元的文化意蕴,民族的风情,历史的废墟,自然的风光,宗教的艺术,在遥远的岁月与旅途中叠加;在绘画作品里,冯先生在壮美的山川中取稿,独创了重彩西部山水,以《金塔寺》、《取经之路》、《祁连秋色》、《古龟兹国山水》等为代表,斑斓辉煌,沉着厚重,让人感受到西部山水的震撼之美,杨仁恺先生评价:“到人之所未到,见人之所未见,其胸中藏有天下奇山异水,故一发而不可收也。”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冯其庸先生受时任校长纪宝成力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9月下旬,国学院开学之际,一份署着季羡林和冯其庸名字的报告递交到党中央,提出“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其中特别是西域中古时期的多种语言,急需培养人才继承下去,以应国家将来不时之需”。

报告上去不到10天,当时还在新疆考察途中的冯先生,在罗布泊的营帐里得到北京消息,中央领导对报告作出了批示,要求教育部和财政部大力支持。冯先生无比高兴,回京后就着手将他的“大国学”设想规划出来,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范畴。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创之始,冯先生从德国请回了西域专家沈卫荣先生,从新疆请来了西域考古专家王炳华先生,而且还陆续引进了一批人才,并派人到海外学习,目前已经有能够处理古藏文、蒙文、梵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方面的人才,可以把握于阗文、回鹘文、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等多种语言文献材料,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新天地,已经慢慢展开。

冯先生曾说:“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他一生坚持践行。从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玄奘精神在今天的复兴。

 对话冯其庸

关于《红楼梦》 既不能随意乱猜,也不能不去求证

记者:您在《瓜饭楼丛稿》总序里提到,《红楼梦》是一个做不完的题目,有不少问题还存在您的心里,没有写到纸上。对于《红楼梦》您最近又有哪些新的思考?

冯其庸:我对《红楼梦》的认识越来越深,都是跟曹雪芹的家世有关,《红楼梦》里保留的曹雪芹家隐隐约约的一些事实,作者都没有明说。比如元妃省亲,乌进孝对贾珍说:“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的?”可是贾珍却说:“再两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脂砚斋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元妃省亲的豪华场面,就是影射康熙南巡的场面,康熙六次南巡,4次住在曹家,曹家花钱如流水,作者还借赵嬷嬷之口说:“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这些地方曹雪芹都是话里有话,侧面讲曹家的破败。

《红楼梦》的表现手法不像一般小说都是直白的,《红楼梦》有字面上的一层意思,还有隐在后面的一层没完全讲出来的意思。但是,也不能根据这个到处去琢磨,好像满篇到处背后都有隐藏,作家只是在适当的地方透露两句,没有脂砚斋的批,不了解曹家败落的过程,就体会不出话里有话。所以要结合他的历史背景、家庭背景,你才能体悟出来。《红楼梦》是个做不完的题目,关于曹家的败落、李煦家的败落等等,有不少问题还存在我的心里,我还希望有时间和精力来继续这方面的探索。

记者:《红楼梦》里很多不明确的东西至今无定论,引出各种猜测,围绕着它的争论是否会一直存在下去?

冯其庸:《红楼梦》太深了,既不能随意乱猜,也不能不去求证。学术研究,尤其《红楼梦》,带有特殊性质,现在随意乱说成了普遍的现象了,猜测的人愿意这么猜、那么猜,文化水平低一些的人容易被这种低级趣味左右,而不去深一层考虑政治、历史、思想的背景。红学是学问,没有根据的随意推测是不行的,对读者要负责。

关于西域研究 不仅是改善,还有了长足的进展

记者:您曾提到关于西域的研究,100多年间西方学者一直领先于中国学者,“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6年来,西部历史、语言的研究是否得到了改善?

冯其庸:不仅是改善,还有了长足的进展。100多年前被国外弄走的文献都已经公诸于世,包括西方学者、国内学者都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是老的资料。解放以后,西部不断发现新的文献,我们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要对这些文献进一步研究。我从德国把沈卫荣先生请回来,就是因为他是在西方研究西域的权威,他对西域语言的研究非常精深,尤其是对古藏语研究,流到西方的文献他基本都看到了,他回国可以接触更多新发现的文献。西域语言很复杂,不是单纯一种语言,中古时期的语言现在已经死了,发掘的历史文献必须由这些专家来释读,翻译成现代文字。

从事了40年西域考古工作的王炳华是原新疆自治区考古所所长,他也被请到西域研究所担任教授,带研究生,现在他计划写一部西域的开发史,从掌握的历史文献,从证据出发,写一部中华民族最早开发西域直到后来的历史。2005年我和季羡林先生给中央写的报告里就讲到,将来有了历史争端,我们有发言权,我们需要拿出证据来,我们掌握的史料需要整理,中央很快批示了。从我国的疆域、历史来讲,要以发现的大量文献为准,对西部历史进行全面研究,证明西域是汉民族和兄弟民族早期共同经营开发出来的。

关于“大国学”概念 “凡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都是国学”

记者:您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时提出“大国学”概念,当时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冯其庸:我自己不断往西走,一直就有这个想法,真正提出来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办以后,大家讨论国学的概念,我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我们国家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兄弟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文字,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我们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学问为什么不能成为国学?琵琶、胡琴都是从西部来的,现已公认为国乐之器,所以西部民族的文化和文字理应纳入国学的一部分。当然“大国学”概念里也有轻重之分,但从一个完整的国学概念来讲,应该这么看待。张岱年先生也讲过:“凡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都是国学。”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这样的提法也有助于各民族的融合和团结,所以西部研究应该纳入国学的研究范围里面。

关于艺术创作 不是照模照样模写,可以发挥自己

记者:您的学术研究,条分缕析,逻辑严谨,彰显了科学理性的力量;而诗画,却是热情奔放,意境高远,特别是您的重彩西部山水,有种震撼人心的美。

冯其庸:艺术创作不是要你完全照模照样地模写,你可以发挥自己,走过了许多中国的山山水水,就会明白,我们的自然形态太丰富了,山的形成情况各不相同,颜色也不一样。但是,中国古代的画家都没有画过西域的山水,所以画西域的山水,是一个创新。况且西域山水和中原山水完全不一样,需要用新的画法、新的色彩来表现它,我用重彩来画,山的形态和皴法也是根据西部山水,特别古龟兹(库车)山水的特点来画的。我虽然画了好多年,但也仍然是在探索,因为西域的山水也差别很大,并不是到处都一样,所以这个摸索也不是很快能完成的,需要有更多的画家来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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