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作家始终处在自我贬低中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已有人浏览发布时间:2012-12-19 1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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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生于1954年,作家、编剧,1986年发表小说《狗日的粮食》开始引人注目,一些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菊豆》《本命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编剧作品有《秋菊打官司》《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窝头会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金鹰奖”最佳编剧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图/傅拥军)

杭州是个有体香的地方,尤其在深秋。

推开刘恒在西溪文创园内的小院门,见他靠在躺椅上,手里拿一本笔记,一整页上写满钢笔字。见有人来,一双脚挪下地,插进一对软耷耷的黑布鞋里。

院子里有暗香,不知来自那棵柚子树,还是别的什么。3支拖把斜斜插着晒太阳,桌子上一支电蚊拍,一瓶止痒金水,一瓶六神花露水,一瓶叮痱灵。在这个绿荫环抱,小溪从旁流过的静谧所在,只有蚊虫对闭关写作的主人,以及院墙上的颜体大字“净”、“敬”、“静”无所顾忌。

刘恒刚从美国回来,看儿子去了。在那里,他头一次点开《江南Style》的视频,迷惑着,琢磨着,最后“时不时点一下,乐一乐”。

他跟园里的几位保安招呼“你好,你好,你值班儿啊”,如同在北京招呼街坊“您遛弯儿啊”。他跟妻子通电话细语温存,不见中国人惯常的“贱内不用客气”。他在园里的食堂吃完饭,下起雨来,朋友说,我去给您拿把伞吧,他连说“不用不用”,顶了张报纸一头扎进细雨里。曾经被谣言泼了污水,他说“挨了一刀,却没有丢了性命,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对第一读者老伴的评语,他净拣好的听,“一打开门,我虚心着呢,嘴在别人脸上,我不虚心也占不着什么便宜。”走在杭州大街上,没人认得他,“走哪儿都不会有人认出我”。这是一个文坛公认的“活明白了”的人。

作家赵大年曾说,当年“北京四刘”,除了小说写得漂亮,大概因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青年作家,语言精彩,还有一份农民的“狡猾”。朋友们聊天,刘恒不插嘴,看似漫不经心,却句句入耳,筛过之后便一一做了他写作的材料。

刘家祖居北京门头沟地区的斋堂,刘恒的父亲刚解放那会儿进的城,“等于是进城打工留下来的城市贫民”。

3年饥荒时,刘恒正上小学。“早上起来,拿个小碗,倒点酱油,撒几粒葱花,拿开水沏,喝一碗汤,上学去,没干粮。”

“铁勾子后头拴一绳子,扔河里,把水草勾上来,洗干净,拿开水煮,完了清水淘,放点儿玉米拌着吃。大杨树上咖啡色的穗儿,如法炮制,跟棒子面、玉米面和着蒸,蒸也不成团,是散的。印象最深是有客人(我姑父)来,蒸馒头,揭开锅一看,只有一个馒头,是给客人吃的。秋天北京郊区红薯收完了,我们小孩儿去拣,拣没收干净的。个儿又小,抢不过人家,怎么办呢,就捋几把白薯叶儿,装书包里,带回去。”

“寒暑假都要回农村,‘文革’停课,整个就回去了。我对农村的感受,在15岁当兵前就有了。”1986年,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问世,引人注目。

“饥饿这东西,挺要命的。老说中国人窝里斗,中国人什么时候够吃过啊?从来粮食就不够吃,不争行吗?”刘恒进一步看西方:“人家社会的长处一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政治理念的产物。我甚至觉得还有天文地理的基础,比如辽阔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利于农作物生长,农作物长好了就不缺吃的,不缺吃的就不会争夺,不争不夺人性中的恶就会相对被遏制。”

“‘文革’回农村,农村也在搞运动,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真是不堪回首啊。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逍遥颂》,发在《钟山》,刚好89年,出来以后无声无息。写的是我们院里的故事。我们院里有个小孩,自己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印章,印袖标,印红卫兵证。完了晚上骑个三轮,打砸抢,就是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之间火拼,完了把抢来的东西放三轮车上拉回来。”

刘恒说,因为贫农出身,“红五类”,抄家、下放、劳改,这些事没发生在他们家,他是在一种非常热闹、新奇的环境里度过“文革”的。

“看到死人,被打死的,然后人和人之间相互欺侮。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学校给有问题的老师和教职员工办的学习班儿,它要找一些出身好的学生掺进去看着他们。我们几个小伙伴,出身都比较低,有的就会动手打人,十二三岁,小孩儿,动手打老师。我在边上看着,心里就发紧,我不会动手。但打人那个也是非常好的孩子,他打完也挺高兴的。有被办学习班儿的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小孩儿就会往他身上吐唾沫,我就觉得有点别扭。事后我就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还是人和人的类型不一样,性格类型不同,个体差异很大。”

跟那一代许多青少年一样,刘恒也是为鲁迅“落了枕”的。十几岁开始读鲁迅,一直读到三十岁左右。“像《伤逝》,年轻时读特别有感觉,就是这个社会让自己特别委屈,现在读,没那么强烈了。”

刘恒正在写一个关于鲁迅的话剧,截取的时间段是1936年鲁迅去世前。《窝头会馆》的巨大成功让他对话剧这种折旧率较低的创作有了信心。他要从密密麻麻的笔记里,从几十年的思考里焠炼出“一个作家和那个令他伤感的世界的关系”。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指向“死亡”。

刘恒说,好作家都是很难过的作家,对这个世界比较悲观、比较绝望。一个智力和感受力过剩的写作者,若生来内向,只好折磨自己。长期的自我要求甚至苛责已经和他的相貌长在了一起。他身上,有一种温暖的、高贵的消极。

刘恒写过:“这个人刻苦,执拗,还有点儿伤感,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写作者。”这个人,就在我面前。

只要你写作,痛苦就会伴随

人物周刊:您写了35年,是因为爱写吧。

刘恒:要说爱,倒不是说爱这门手艺,爱这个事业,追根儿的话还是爱自己吧。十六七岁喜欢鲁迅的时候就想当个作家,迷恋表达,当然对文字也迷恋,但更多的是借着文学自我完成,想塑造自己,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甚至是有地位的人,跟老的考取功名的观念差不多,也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一些最基本的欲望跟写作是捆绑的。再加上,那时候年轻人只有很少的选择,然后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用它来跟社会交往。

捆绑之后,如果能力很低,老也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会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会带给你压力,迫使你更大地反弹,更疯狂地努力。然后机会来了,或者你确实有一点儿才华,你够到了那个东西,就会有适度的满足感,然后一步一步走。走着走着还是脱不了悲观的底子,还是有自我否定,看自己的局限性看得很清楚,于是有点儿乏味。这也很正常,人不可能始终在跳高。

人物周刊:有时候回头去看自己的作品,觉得一钱不值?

刘恒:我都没有兴趣回头去看自己的作品。写作者的一个痛苦就是自我贬低、自我否定,时间长了,这是极大的心理摧残啊。特别是那种敏感的、内向的人,会不停地审视自己、反省自己。有可能你在某一刻确实抓到了自己的弱点,也找到了解决弱点的方法,但大部分时间,你是不确定的,而且束手无策。这很折磨人。只要你写作,痛苦就会伴随。[page]

人物周刊:外人净看风光了。跟同行聊过这话题吗?

刘恒:以前聊的时候会说,比如川端康成、海明威,都是攀到过文学顶峰的人,最后会用那么自我否定的方式:吞煤气管,还有一枝猎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动作本身就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极端的自我否定就是剥夺自己的生命。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他写作品的时候自我否定到了什么程度。不满意、没灵感的时候,那真是,谴责自己、毁灭自己的心情都会有。

我相信川端康成、海明威、三岛由纪夫,都是长期受折磨,长期心理积累,最后走到悬崖边上,那就只能跳下去了。

作家这个职业,无论你取得多大成功,都会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作家的心理类型就是这一种。所以有时候一想,就中庸吧,不要再难为自己了。可这样就没了压力,反弹的可能性就没有了,皮球不拍,就滚到角落里去了。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就放弃了,再写下去他心理承受不了啊。现在选择多了,可以陶渊明了,可以采菊东篱下了,可以淡泊淡定,给自己找很多台阶,比方说:它(写作)没那么大价值,生活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是告别折磨,退出竞争。写作最难的恐怕是这一点。80年代成名的一大批作家现在都看不到了,这可能也是客观上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淘汰机制,它考验一个人的韧性。

人物周刊:所以最后胜出的是马拉松型选手,比如王安忆。

刘恒:我倒觉得她是天才型的作家。她对事物非常敏锐,超越常人。有人说她的作品是工笔画,我觉得还不是很准确。敏感,而且细腻,驾驭文字的能力非常强,这是天才的标志。她还有一个奇异点,她的理性分析也非常厉害,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观点非常独到,包括对社会生活的看法。

人物周刊:江郎才尽是必然的吗?

刘恒:文学创作好像有这么回事儿。随着年龄的增大,你能感觉到身心都在走下坡路,创造力越来越低,写作能力越来越低。我觉得我就处在这么个槛上。快六十了,身体上都有感觉,就是体力不济,不能长时间熬,至少晚上不能熬了,灵感不如青壮年时期那么充沛,注意力也老不能集中,可还有满腔壮志,心里还藏着许多较劲的东西要去实现,怎么办。当然也可以安慰自己:你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了,也有了一点实际的利益。但就这么划句号,是绝对不甘心的。

人物周刊:目标是什么?

刘恒:跟一个完美的雕塑一样,摆在那里,会不朽。

你得多强大的一个表达才能经得住别的信息的覆盖

人物周刊:我们现在羡慕莫言的高密,您待过的门头沟和北京南城,觉得那才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相比之下,都市生活太单薄了。

刘恒: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也简单,也同质化,都是一样的啊:门头沟一个生产队跟上海郊区、跟广西某个生产队,组织结构基本相似。现在,都按揭买房,压力都很大,都上网,看一样的网站,看电视看一样的节目;在单位,组织机构都一样,想当官了该怎么走,走的是相似的路,职称在那儿争来争去,几乎所有单位都一样。要弄(音)出不一样来,各显其能呗。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让作品中的人物开口说话的,您怎么会用他的语言?比方《狗日的粮食》里杨天宽和他的女人“瘿袋”、贫嘴张大民,还有《窝头会馆》里的男男女女。

刘恒:这跟作者的听觉记忆有关,有许多作家就是还原不了口语。电视剧要求还原口语的能力特别强,有的人就是没这个能力,写出来特别死板或者书面;有的人能力就特别强,这个人说了什么,下句该怎么接……这确实是一个单独的能力。但是,门头沟的语言,北京南城的语言,写进小说,搬上舞台表面上很随意,实际上它是有逻辑生活中不是这样的,谁说话按着逻辑走,大多数是跟着感觉走。所以,这还原里头还得有功夫。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网络写作和它的语言?

刘恒:民间的口语是丰富极了,现在网络上密密麻麻都是。现在是信息泛滥,随意写作。一个人可能写作能力不强,但写出一个段子精彩极了。如果要以生动作为衡量标准,那网络的生动无穷无尽,但时间长了,人会麻木,口味会重。在信息海洋里,夸张是引人注目的方式,甚至是惟一的方式,至于你所传达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都在其次。像鲁迅的杂文,现在读起来冲击力也没有那么强了。网络上天天在发表杂文,杂文家很多,辛辣的观点和语言层出不穷。我想鲁迅要生活在今天,他的杂文会被淹没掉,不会被当成金子一样。

我认为这是被科技支持的民主化表达,只要有表达的欲望,都能参与到这一轮写作中。写作的门槛很低,但能留下来的东西也很少。表达的折旧率很高,一天就死掉了,好像某种昆虫,寿命非常短。这里头的精英分子,如何表达,如何作战,如何形成比较牢固稳定的价值,是考验才华的。而传统的、经典的表达,就像千年龟一样,可以持久地传递信息。

人物周刊:网络上有没有可能产生千年龟式的表达?

刘恒:你得多强大的一个表达才能经得住别的信息的覆盖啊。我觉得在网络上没有这种信息。

人物周刊:那就回到纸本?这回莫言得奖,出版社的印刷机那可是通宵达旦啊。

刘恒:未来也不好讲。但我觉得这次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对纯文学是非常好的事。在自然状态下,一般大众是不会关心纯文学的,有兴趣读的人也很少,通过一个作家的获奖把纯文学领到大家眼前,就像一个大大的广告词,潜在的读者、消费者就一下子被吸引过来了。打个空间的比喻,很多作家隐藏在一个城市的角落里,都在写作,读者想看他们的东西,得知道他住在哪儿。大部分作家住在哪儿大家是不知道的,也不感兴趣,这时候在某个路口突然树起一个路标:莫言住在某巷几号,他那儿有好书。诺奖就是这么一个路标,吸引着喜欢文学的人,或者看热闹的过客,走进去。在时间上也是路标,后代会知道,某个年代,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有这样一个作家,他的作品非常好,你们都去看看;其余的,不会引起这么强烈的注意。

这还牵涉到这个奖巨大的权威性。权威性就是话语权。这十几位、几十位评委说出这个观点之后,你就得接受,历史也要接受。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是莫言的成功,是中国的成功,最主要还是纯文学的成功。在这样一个商业的、急功近利的时代,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评价,会引发这样的效果。

人物周刊:莫言的东西一直在那儿,非得这个奖来了,大伙儿一窝蜂扑过去,也挺那什么的。

刘恒:在中国,发生在莫言身上是这样,发生在余华、王安忆身上也会是这样。在美国,一个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跟一个13亿人口、从没得过这奖的东方国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比方现在一下子冒出许多企业家要给莫言送别墅,在美国,可能会被认为没品味。中国人有偶像崇拜,中国人还认名牌儿。县里的、省里的、国家的、国际的名牌儿,我们中国人是分得很清楚的。当你指着说,这是国际名牌儿,结果可能就是这样,呵呵。

你没法儿深奥深刻端庄,因为这些跟利润相抵触

人物周刊:您说过,小说是妻,影视创作是妾。知道妻的端庄,但架不住妾的妖娆,也挺较劲的吧。

刘恒:我和朱苏进转影视转得比较狠。妻与妾,其实就是一个叙述策略的转移:你写的东西是给什么人看的。一个创作者想把作品传播得更广一点,接受的人更多一点,这在心理学角度也是成立的。当然背后也有商业利益,掌握文化资本的人,他要利益最大化,所以一个作品在智力上要接近最广泛的受众。我们总诟病好莱坞电影,因为他要让13岁到81岁之间的人都能掏钱买电影票。那种深刻的、纯粹的,受众面很小。

影视之所以被掌握文化资本的人盯上,就是因为它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强,电影刚诞生的时候,这个属性就有了。它只是曾经被欧洲的知识分子利用,来表达一些独特深刻的看法,但这一支后来基本上就式微了,差不多只剩下娱乐功能,好莱坞统治之后就更明显了。现在的电影院跟从前的大烟馆差不多,里面是一些刺激性的东西,视觉的、声音的。这就是社会的常态。社会需要这个东西,需要有人提供。

人物周刊:会不会是我们低估了读者和观众?

刘恒:不会,事实上读者是不可高估的。如果说你想表达的主题是青草,观众好比是寻草吃的牛,青草在灌木丛后面,他呢不知道绕过去吃草,你怎么办呢?我觉得好些观众需要一根牵牛鼻子的绳,把他拉到青草跟前:你尝尝,是不是青草?他这才说,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你看现在流行的《江南STYLE》,流行得莫名其妙,这么多人接受。它整个的音乐、舞步、MV的色彩、自我调侃的态度,把全世界的观众给迷住了。我觉得 2012年东亚文化有两个高峰,一个是莫言的得奖,经典文化;一个就是这个,流行文化,而且跨语种跨阶层。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不仅肉体基因相似,精神基因也相似啊。

人物周刊: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读者观众跟您的貌合神离。

刘恒:《窝头会馆》,我觉得想表达的东西传递出去了,但看的人似乎看不到。我在节目单前面还专门说了一段话,想把观众往那儿引,但大量观众根本不过去。当你用隐晦或暗示的方式传递信息的时候,很可能信息就被遮蔽掉了,观众感受不到甚至感受的跟你想传达的相反。会误读到什么程度?有些人觉得我是在说,旧中国都烂掉了,新中国会解决一切问题。我看了之后,很难过。要是这么容易解决,就谈不上“人的困境”了。

人物周刊:对于认真的写作者,确实够糟心的。

刘恒:我为什么做电影电视剧也像写小说那样认真呢?还是想把我对世界的看法、我的善恶观溶到里边去,打动更多的人,这跟我看好的作品时的那种感动应该是相似的。那年写歌剧,借来许多欧洲的名歌剧,茶花女啊,纳博科夫啊,一看,还真是感动。我希望我表达的时候也能有那种效果。但往往是你希望传达的跟你的设想有很大的距离,你不能设想每个读者跟你一样,你视为珍贵的东西在他那儿可能一钱不值,这可能是创作者最伤感的时候。照顾到最大多数,可能就离精英读者远了,你就得在这之间取舍。[page]

人物周刊:说到《窝头会馆》,我去看了。人艺的演员真棒!隐约觉得宋丹丹的表演过了,夸张恣肆,但观众很有反应。

刘恒:演员有强烈的控制观众的企图,用的手段不同,但肯定会用他擅长的手段、他的长处去征服观众,这是必然的。到观众那儿是什么结果?正好,还不够,太浓了,见仁见智的事儿。我有时候觉得啊,被现代传媒或者广告熏陶的这帮观众啊,你不夸张都对不住他——说得更刻薄一点,他只配接受夸大其辞的东西。

人物周刊:可一个劲儿喂夸张的、弱智的文化产品,怎么能指望观众成熟?饲养员没责任?

刘恒:这是潮流,这是世界大潮。你看政治,那边是用选票,这边是用和谐,把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用最简便的方式操控。经济也是这样,苹果和微软干的不就是这个么?高度垄断之后,尽可能覆盖,让全世界膜拜脚下,塑造你的消费习惯,消费趣味、生活方式,这些,统是他创造利润的手段。那么,艺术怎么可能不这样呢?它受那些控制,是从那儿来的。他就是要你简单化,3岁要能用,80岁老头也能用。最后只能这样,你没法儿深奥,没法儿深刻,没法儿端庄,因为这些跟利润是相抵触的。整个世界就是这个潮流,一切都被操纵在各路精英手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家本身,也希望得到更大多数人的接受和关注,只不过有些方法巧妙,有些笨拙。

所以眼下发生的一切都有它的合理性,也可以说,一切都在局限之中。艺术表达的局限也在这里。到最后,就是大部分人去做快餐、做大路货,那些过眼烟云也是需要的;一小部分人去精雕细刻,各取所需,更得其所。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严肃创作都得诺贝尔奖,但总得有人去干这个事情。我相信人类的良知里会有残存的需求,必须有一小部分锲而不舍的人去干,给人类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乐观,如果掌握最大权力的那帮精英发了疯,或者是一帮坏人,那就完蛋了。但我想人类不至于傻到那个程度。

我们眼里的艺术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人物周刊:从88年到现在,您写了十来个剧本,写一个成一个。合作过的导演从谢飞、黄蜀芹、张艺谋,到冯小刚、尹力,在这个过程中可有些见识?

刘恒:感触最深是——韧性比较高的、能够广泛吸收别人意见的导演成功率比较高。我接触的不太成功或者合作不太愉快的导演,通常是把接收意见的大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是对的,你那个不对。”好导演通常是侧耳倾听,有时候为了逗你说出更多的意见来,他可能会试着反驳你,实际上也是在反驳他自己,看看对方能不能自圆其说,贡献出更多的智慧来。导演通常处于这么一个有利的位置,根据自己的需要进退,通常不把自己的判断说出来。

编剧可以有自我评价,但地位不够高的时候,这评价是不算数的。我现在可以跟导演沟通,试着说服他,但如果没有地位,没有人重视你说什么。这就是江湖的博弈。

有时候导演拿到一个剧本,觉得太好了,但他觉得这作者还有潜力,还要掏他,就会让所有的合作者统一表达对这个剧本的不满,让这个编剧继续自我反省,自我挖掘,把肚子里那点金子再挖出来。这对编剧其实不公平,但在职业上它又符合职业道德,就是要把最高智慧拿过来。而掌握资本的人,大老板,他可能因为一个什么理由把导演辞掉——可能是得罪了他喜欢的女演员,也可能导演要价太高——拍完你滚吧,我换一个人来剪片子。这个行业里充满了这种相互的博弈。最后出来的,在我们眼里是一个艺术品,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在别的艺术门类里,很少有这种情况。这也是悲观之处,就是我们干的不是纯粹的艺术,是在一个链条里,是其中一节。一个编剧的价值和一个一线演员相比,是相对的不公平,但这又符合整个社会的规律,这个社会就是相对不公平的。官场也是这样,一个正直廉洁的干部他可能就是升不上去,相反一个人品不好的人倒有可能飞黄腾达。不公平就是社会的常态。

人物周刊:您这样的性格,会跟人谈钱吗?

刘恒:会。这也是摸索出来的。最初不好意思谈,觉得脸上不好看嘛。心想这么好的朋友,不谈人家也会想到的吧。从小是这么长大的,觉得付出的好,会有回报。但实际上,博弈搏的就是利益。在一个大的利益里头,凭什么你的利益要靠别人去帮你争取呢?时间长了你会发觉,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去争取。如果不争,几乎没有 人会为你争,你的亲人会,但插不上手。如果不争,吃了亏了,不能抱怨任何人,不能怨朋友: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不考虑我。在这个利益链里,你少了一块,他就多了一块,他是对的。现在有许多小编剧受委屈了,我说,是你自己的责任,你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那就锻炼嘛;或者你没有保护自己的智慧,那就积累智慧嘛。不管优雅还是龌龊,基本的守则要遵循。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名利场的利益是个综合体,除了金钱,还有荣誉、面子、骄傲。

人物周刊:还有潜规则。

刘恒:最后走到一线的导演也好,演员也好,都是有才华支撑的。一个女孩,你说她就靠长得漂亮,不光是这样。冲到一线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能说会道的孩子:会说话,嘴很甜,而且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特别得体。你就知道,这孩子的智力是非常充足的。潜规则,坦率地说,它跟社会观念的松动有关,有时候不完全是利益的交换。这个行业不是那么规范,跟江湖似的,能挣扎出来,自我保护又很好的,确实需要充足的智力和才华。傻乎乎进去被骗了,那都是智力不够,成为电影工业的牺牲品。

人物周刊:您会去片场看他们拍戏吗?

刘恒:偶尔去,《集结号》去过,《金陵十三钗》去过。早期导演拍的我如果不满意,我还愿意表达,时间长了我发现根本用不着说,因为现场太混乱了,头绪太多了,他能保持头脑清醒完完整整拍下来就很不容易了,再有什么毛病,一笑了之就完了。我现在基本不挑剔导演,合作之初会考虑这个导演是不是信得过,完了人家爱怎么做怎么做。然后面对媒体,除了夸人家什么都不要说。觉得有问题,私下交流,用不着跟媒体说三道四,这就是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人家。这也是这个行业的定理。如果实在要说些什么,不妨自嘲,自我贬低一下。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评论?

刘恒:我相信有能力评论的人很多,但愿意付出这个能力的不多。能认认真真看完,以真诚的态度来评论,这个指望我现在没有了。人家很忙,没空看。或者有人写了不那么出色的东西,他也能说很好的话,至于指鹿为马,黑变白的,那就甭提了。这都符合现在的常理。

观众呢,自己不去分辨,顺着那个思路就过去了。他跟别人说观感的时候,就是引用,相当于认可了一段广告词。这种时候,就觉得付出了那么些心思心血,不值。

我现在有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感觉,但还期待八千里路云和月。关键在于,六十了,功名还不是尘与土,还没看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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