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昌民歌

历史渊源繁昌民歌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繁昌民歌起源时间无从考证,最早有记载的是14-20世纪的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人口繁衍不断增多,为繁昌民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当时民歌非常盛行。明代繁昌知县宋棠:“九月将临衣未授,千家砧杵动吴歌”,清代繁昌知县梁延年:“此处白云岩岫好,采樵人唱夕阳归”。繁昌地处“吴头楚尾”,是吴楚文化交融之地,繁昌民歌当然称之“吴歌”,从可见当时繁昌民歌的兴盛。[1]
编辑本段地域特点繁昌县位于皖江南岸,山川秀美,气候宜人,境内丘陵起伏,河网密布。正是这方水土孕育了语言简明洗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彩的繁昌民歌。繁昌按地貌特征来划分,一部分是山区,如:孙村、峨山、赤沙等地;一部分为圩区,如:中沟、三山、峨桥、高安、新港等地;一部分为洲区,如:保定、小洲等地。
由于不同地区的方言不同,唱出的民歌韵味也不一样。在平铺、新林一带,有大量太平天国后从湖北随州、应山、孝感等地迁徙来的移民,所以这一带的民歌带有明显的湖北花鼓调的韵味。保定、小洲是清末民初长江变迁后形成的洲地,居民绝大多数是来自江北无为等地,所以这里的民歌雄浑舒缓,江北特色浓厚。黄浒、赤沙、孙村等地靠近铜陵,反映在民歌上也有铜陵方言的腔调,中沟、峨桥、浮山、三山一带保大圩地区,是正宗的繁昌方言区,这里的民歌富有江南水乡风味。[1]
编辑本段表现形式繁昌民歌种类繁多,主要有秧歌、山歌、号子、小调、门歌、儿  图2 繁昌民歌演唱[2]
歌和风俗礼仪类的民歌,经过整理的总数约200余首,表现形式有独唱、对唱、说唱、领唱等,其中对唱是两人或更多的人一起演唱,有时是一人唱众人和,气氛热烈,非常热闹。
秧歌,又称耘田歌,是该县分布最广、种类最多的一种民歌,主要是农民从事耘田之类的劳动时所唱,由于地域广阔,繁昌各地的耘田歌曲调不下数十种。平铺、新林一带和南陵县一河之隔,这里的耘田歌,既有南陵圩区辽阔、高亢的特色,又有繁昌山区悠扬、婉转的韵味。小洲、保定一带大多是无为移民,这里耘田歌揉合了无为、繁昌两地的特色,腔调缓慢高昂,既有北方风味,又有南方特色。中沟、横山、峨桥、浮山一带圩区,耘田歌花音较少,格调统一,高亢、清越、悠长,水乡韵味较浓。
号子,是人们劳动时协调动作、振奋精神所唱。繁昌流行的有“舂米号子”、“车水号子”、“打夯号子”、“打硪号子”等,这类民歌曲调简洁,节奏感强。如“打夯号子”,又称“打牛号子”,“夯”或“牛”是一种石制的压实地基的工具,一般小夯四人一组,大夯八人一组,一边打一边唱。三山、荻港一带沿江地区曲调简单粗犷,节奏强,领唱一句和唱一句;以孙村为代表的山区一带唱腔变化较多,平铺、新林等沿漳河地区则曲调轻快委婉。
山歌,俗称“对山歌”,最主要的是“牛歌”,即牧童在放牛时所唱。繁昌许多地方的牧童有成群对歌比胜的习惯,大多是轮流对唱或逐句轮唱,也有一人领众人和。繁昌民歌中的山歌一般是山区花腔较多,圩区次之,山区细腻婉转,圩区粗犷开阔。
小调,在劳动休息、乘凉、串门、聚会等各种场合都可演唱,不仅形式多样,曲调也丰富多彩,群众用以抒发情绪,表达意愿,表现力和感染力都很强。门歌,又称“春歌”,大多是在春节期间走门串户所唱,一般有固定曲调,唱词大多凭演唱者的技巧,触景生情,见物唱物。儿歌,一般是儿童游戏时所唱,知识性和趣味性比较强。在风俗礼仪类民歌中,划龙船歌影响比较大,繁昌过去划龙船之风很盛,在举行划龙船比赛时,每条船上的鼓手领唱,桡手和唱,歌声雄浑高昂,此起彼落,场面壮观。[1]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繁昌民歌题材十分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产类民歌涉及一年  图3 繁昌民歌—打夯号子[3]
四季的各种农活;生活类民歌包括对大自然的敬爱和膜拜,对先祖业绩的讴歌和崇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人生问题的感叹和礼赞;爱情类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和健康纯朴的恋爱观,有的表现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反抗,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从具体内容来看,有对祖国、对领袖的热爱,对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歌颂,这类民歌都是解放后创作流传的。如:《中国有了毛泽东》、《我老奶活了七十五》、《耘田新歌》等,其中《耘田新歌》被收入《战地新歌》第五集,并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栏目中教唱,影响遍及全国。有揭露封建剥削罪恶,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充  图4 繁昌民歌曲调填词的《马仁奇峰迎客来》[4]
满苦难的《长工短工打不得》、《不做人家看牛郎》、《镰刀磨得像镜子》等。有的反映旧社会妇女受压迫的《养媳妇》、《瞌睡歌》等。有带知识性、趣味性及生活技术内容,表现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十月花名》、《二十四节》、《十二月绣荷包》等。有反映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企求美好生活的《打夯号子》、《车水号子》、《舂米号子》等。
爱情类的情歌在繁昌民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数量上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民歌曲调优美、节奏轻快、韵味悠长,深受劳动人民的喜爱。情歌类民歌有的比较短小,如《小星出山一盏灯》、《送晚茶》、《姐在房中长相望》、《望郎》等,有的则具有叙事性质,唱词长,有故事情节,如《梁山伯与祝英台》、《风筝误》等,这类民歌一般在夏夜乘凉或冬晚串门时唱,不少还带有表演色彩,是繁昌民歌中的“大戏”。当然,这类民歌也夹杂少量格调不高的唱词,解放后曾得到修改和完善。[1]
编辑本段传承情况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昌老民歌手年事已高,不少已经离世,新歌手后继无人。45岁以下没有人会唱繁昌民歌,有人甚至不知道还有繁昌民歌,会唱繁昌民歌的都  图5 表演唱繁昌民歌《舂米谣》[5]
在60岁以上,许多年轻人对原生态的民歌没有兴趣,繁昌民歌正濒临失传的危险。
造成繁昌民歌尴尬局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改变,繁昌民歌赖依生存的土壤产生了变化。过去常见的车水、打夯、耘田等农活和夏夜乘凉的习俗基本上消失了,在农村务农的大多是一些老弱,青壮年要么在企业上班,要么去外地打工。据多年从事繁昌民歌收集和研究的杨有贡老人介绍,在民歌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小孩很小就开始接触一些儿歌,稍大后放牛又学对山歌,干农活以后又学唱秧歌,学民歌、唱民歌蔚然成风。可惜现在繁昌民歌这样坚实的群众基础早已不复存在。
二是现代传媒手段让人们娱乐方式和审美情趣呈多元化。由于广播、电视、网络的日益普及,当代流行音乐已深入社会的角角落落,流行音乐中张扬个性、任意渲泄自我情感的表现方式,让快节奏的现代人不再满足于唱民歌、闹花灯之类的文艺形式,有人甚至认为,繁昌民歌受青睐是当时文化生活极其贫乏造成的,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原生态的民歌土气、粗劣,已经落后于时代,淘汰当属必然。[1]
编辑本段保护措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终于当家做主,繁昌民歌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新时代。走集体化道路,让一家一户耕作的农民,转变为互助组、农业社、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形式为繁昌民歌的创作、演唱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繁昌民歌步入历史上最鼎盛的辉煌时期,一首首民歌应运而生。在党的“双百”文艺方针指导下,从1952年起,杨有贡、郭珍仁、黄定民、刘西霖等一批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田间地头,访老问少,收集、整理、挖掘出了一大批优秀民歌,1955年至1956年油印汇编成《繁昌民歌集》,1959年又编辑出版《繁昌民歌选》。这时,由于有专业文化工作者的介入,使得民间口头创作的民歌在唱词、曲调上都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演唱方面在保留原始、淳朴风格的同时,技巧上有了更大的提高,艺术品位的提升,让繁昌民歌由乡村田野登上了城市演出舞台。1953年到1956年,繁昌每年春节都要举办一次以民歌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汇演。1960年原芜湖地区文艺汇演,繁昌民歌曾与当涂、徽州民歌各得一面红旗。当时新文艺出版社的《民间文艺选辑》,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安徽歌谣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安徽民歌》、《安徽民歌辑》都收录了许多繁昌民歌,使繁昌有了“民歌之乡”的美誉。[1]2006年,繁昌县成立了“繁昌县文化研究会”,繁昌民歌是其研究的一个主项目。繁昌民歌《小星出山一盏灯》经改编后,成为安徽省广播、电视台的开播曲。“舂米号子”入选全国师范院校音乐教课书,“耘田新歌”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栏目进行教唱,并入选《战地新歌》第五集。
尽管由于时代发展,人们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对繁昌民歌的传承有较大的影响,但繁昌县在繁昌民歌的抢救和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繁昌县还制定长期的保护计划,包括系统全面地搜集、整理繁昌民歌,建立繁昌民歌声、像、文字资料库,建立民歌示范基地,举办民歌汇演,培养民歌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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