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青峰的戏剧信念

来源:已有人浏览发布时间:2014-04-02 00:00:00

    两个女人的战争

这是一场两个女人的战争。刘兰芝所受的教养完全不入婆婆的法眼,刘兰芝的兴趣与婆婆的需要格格不入,于是由隔阂而生怨气,由怨气而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互不示弱。引两句对白可窥一斑:

焦母 哟,今儿脸上的脂粉这么厚,比饺子皮还厚。

刘兰芝 这是娘家带来的脂粉,不用可惜。若真能包饺子,婆婆请便。

焦母 嘿,脂粉包饺子,把我吃坏了,你就开心了?

刘兰芝 所以么,脂粉还是涂在脸上的好。

第一局,婆媳打了个平手。可怜的孝顺儿子兼爱妻好男人焦仲卿摆不平这两个互不相让的强势女人,家长制的优势是,第二局矛盾升级的较量中,婆婆胜出,把不顺眼的儿媳妇强硬赶出了家门。

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百般无奈之后,小夫妻双双赴死,婆婆老人家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这场战争中所有人都是输家。当然输得最惨的还是婆婆,小两口去另一个世界团圆了,撇下她一人形影相吊,在余生里饱受悔恨的煎熬与摧残。

这样的婆媳矛盾很多人看了会油然而生共鸣,这不正是发生过无数例并依然在发生着的事吗?多少人家陷于类似的痛苦矛盾中,人生因此而无趣。

余青峰说,过去人们对《孔雀东南飞》的解读一直停留在阶级的层面上,认为是封建恶势力压制了焦刘的爱情,婆婆成了坏人的代名词。我更愿意从人性的角度去解剖这个悲剧故事。我觉得悲剧的根源是没办法归结到某个人身上去的,特别是家庭悲剧故事中,我们不能忽视人性所起的作用。焦母不可能是坏人,她不过就是一个母亲,刘兰芝也不是圣女,她也就是一个娇惯任性、口无遮拦的富家女孩,这婆媳俩的矛盾缘于她们天然的精神距离,双方都不懂得沟通和宽容的意义,也没有想过找一个有效的方式达成和解,所以最后只能关系破裂,不“悲剧了”才怪。

灵感全来自于诗

余青峰告诉记者,他写《孔雀东南飞之焦仲卿妻》的全部灵感都是来自于那首1800字的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无论是故事脉络还是人物性格完全忠实于原著。

为了写好这个剧本,他把《孔雀东南飞》原诗反复阅读了不下20遍,一字一句地掰开了揉碎了去解读,力图找出每个字背后的内涵。不止如此,他还翻看了大量研究这首诗的各种理论文章,甚至连博士硕士的论文都找出来研究,直到觉得揣摩透了才动笔写剧本,几年中,剧本改了又改,五易其稿,终于成了现在的演出本。

正因为如此死抠原作,观剧过程中你会发现,每一幕中都会有诗句穿插在剧情当中:

苦闷忧劳时,无名氏诵:“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离开焦家时,刘兰芝唱:“……穿上绣夹襦,风来吐暗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余青峰说,不管别人如何演绎这个古老的故事,在他自己的笔下,就必须是呈现在舞台上的这个样子。

尽管引用了很多原诗句,但余青峰认为,这并不妨碍他写的是个现代戏——是一个能让现代人愿意看、看得懂,并能从中找到诸多共鸣的戏剧。区分传统戏还是现代戏,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看你贯穿于作品中的价值取向。他说,戏剧是写人的,我希望所有的戏剧作品都能还原人的气息,在舞台上表现人的性情、人的欲望、人的苦恼,让观众从戏中发现自己,找到精神归宿。

为了准确呈现他的理念,每到连排,他不惜多次从杭州赶来合肥盯在现场,保持与导演、舞美、演员的深度沟通。

创新而不要背叛

受父亲影响,70后剧作家余青峰从小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戏剧,做编剧一直是他不变的梦想。尽管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有七八年时间因为工作性质而浪费在了杂务上,真正开始专业创作也才十多年。而从十多年前由上海越剧院一炮打响的《赵氏孤儿》开始,他已经写了30多个戏曲剧本,其中很大一部分写的是历史人物,如程婴(《赵氏孤儿》)、孔子(《大道行吟》)、朱买臣(《结发夫妻》)、李清照(《李清照》)、秋瑾(《秋瑾》)、李时珍(《李时珍》)、徐渭(《青藤狂歌》)等等。

为什么会写这么多历史人物?余青峰从小爱读历史故事,他说自己对历史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他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时,文化课考试却被历史课成绩拉下来了,最终只上了个“戏曲编剧大专班”。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个犟性子,不愿意背教科书上那些条条框框,所以考试必然吃亏。但吃亏也不知低头,余青峰调侃道,没办法,我是处女座,就是爱较劲。

这种爱较劲特别用在了创作的顶真上,顶真到每写一个历史人物,都要翻遍所有角落去找一切相关的信息和资料。

大量翻阅、研究资料是余青峰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无论写什么剧本一概是这种做法,否则心中没底是不敢贸然下笔的。以《青藤狂歌》为例,为了写好徐渭这个狂涓不羁的旷世奇才,他阅读了近200万字的资料,对其身世、经历、性格、命运一层一层探幽发微,一定要找准这个人物的文化精神特质。“很多作品写好了以后我还会经常问自己:这么写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人物?是否已经做到了无可替代?”

有一点余青峰很坚持,就是戏曲必须要创新,但创新不等于背叛。他反对背叛,背叛了传统你什么也不是,但如果不创新,戏曲断断不会有前途。他说戏曲不能老停留在那一口唱、几手绝活、悲欢离合大团圆的故事上,创新一定是要有与这个时代相伴随的人文情怀渗透到作品中来,否则就不要抱怨戏曲观众越来越少。

演《孔雀东南飞之焦仲卿妻》之前他和团队就声明,我们不是来背叛庐剧的。他们要让观众看到一台充满人性关怀的新庐剧。

戏剧是一种信仰

余青峰曾在一篇博客中写下这样的标题:《戏剧,意味着什么?》记录了作者于当年3月应邀赴英国利兹参加“寰球舞台演出中国”戏剧论坛,探讨全球各版本的《赵氏孤儿》。

文中这样一段话表达了他的忧思:“利兹的春天,大雪纷飞,冷风彻骨。但是,洁净的空气中,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可能是戏剧的味道吧,戏剧,总是在逼仄的氛围中,诉说着一种奇特的冷峭的飘忽不定的人性。”

余青峰感叹于这样的主题论坛,首先应该是在中国内地举办,因为《赵氏孤儿》是中国人的文化财富,却由英国的戏剧人在开采。由此他联想到访问韩国时,曾经忿忿于韩国人不断觊觎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是后来又发现韩国人把我们的文化奉为至珍,小心呵护,忿忿之心终落得哑然。他说,我们的东西被人偷了,但偷东西的人比你自己更爱护偷去的东西,你能说什么?

记者发现,余青峰极其维护戏曲,他甚至不愿意任何一个剧种没落。当记者谈到我们也许不需要那么多剧种,没必要每一种都费老大力气去保护,只要保留几个影响力大的剧种就够了时,他立刻表示,我不认为剧种太多了,每一个剧种都有特定的地域性和观众群。每个剧种也是平等的,没有重要不重要之分,不应该厚此薄彼。

当下戏曲确实问题多多,诸如止步不前,暮气沉沉,质量下降,追逐大奖成了戏曲院团和演职人员的共同追求。余青峰认为这些基本上都是不自信的缘故,因为不自信,所以不敢创新;因为不自信,才想用大奖来证明自己。而眼下重拾自信的确很难,戏曲本是高贵的艺术,现在却如此边缘化。这个现实谁都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唯有改变自己。

“怎么改变?”

“尽我所能,能为戏曲做多少就做多少。比如写好答应下来的每一个剧本,尽量为剧团节省成本,在争取观众上多做努力,在能力范围内把好质量关……”

说这些时,他坚定的神态中流露出几分无奈。

记者翻出他写在《戏剧,意味着什么?》一文中结尾的一段话:“我们为什么需要戏剧?戏剧,究竟带给我们什么?也许,美国人约翰·马尔科维奇的话道出了某种意味:戏剧,反映人类普遍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解读人类心灵跳动所包含的全部复杂性,戏剧的根本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生活……我想说,戏剧,是一种卸去心灵尘土后的品质生活。”

这是余青峰的思考,也是一代青年戏剧人对责任的自觉承担吧?或许对他(或他们)来说,戏剧就是一种信仰。(记者 何素平/文 王泓瀚 郑成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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